本稿主要从官绅合作与中西合作的局面，论析了宣统二年(1910)安徽全省发生的大水灾(‘奇災’)救济问题。清末即光宣年间（1875~1911)就是中國歷史上4大‘災害群發期’，其中宣統2年(1910)的大水災就是空前規模的自然災害。當時發生了災民約300~400萬口，为災害救濟，不但國家與社會，西洋人也參與了安徽省的災害救濟。因此本稿考察了官绅合作之‘官义合办’，以及中外合作之‘华洋义赈会’的救济活动，并通过对光绪十四年(1888年)、三十二年(1906)、宣统二年(1910)的具体事例，论析了官赈与义赈的动态关系。尽管义赈比起官赈有着更高的效率，但义赈之主体毕竟只是义绅，现实意义亦只能是非常有限。查光宣年间救济经费投入方面官义合办情形，尽管官赈比起义赈有着压倒性力量，然而在具体操作上的效率、救济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救济过程中的反腐工作，以及救济义赈绅商的社会名望等诸方面，义赈反而都优于官赈。故官义合办是兼得两者优点而成的产物，其开创宗旨，亦在于由义赈弥补官赈的不足之处。 纵观宣统二(1910)年在安徽省内进行的官绅合办，主要以官方赈抚机构皖南、皖北赈抚局，以及绅士阶层所设立的筹赈公会为中心，并且通过与上海取得联系来开展救灾活动。上海方面，主要由被朝廷任命为江皖筹赈大臣的盛宣怀设立的江皖筹赈公所负责安徽救济募捐活动，被任命为查赈大臣的冯煦则通过盛宣怀开展安徽省内的实际救济活动。这实际上意味着全国性官绅协助体制已正式成立。单说安徽，官方监督救济资金，安徽绅士则与上海义绅一同直接投身于救济工作，官义合办亦由此展开。筹赈、查赈大臣的派遣，意味着苏皖灾情规模相对较大，且政府有意在国家的主导下，把多元化救济方式（官赈与义赈）整合为一元化来统辖。 与此同期，不单是上海的义绅，上海居留皖籍绅商及其他地区徽商亦纷纷自发组织募捐机构，并投身于募捐活动之中，而且他们还通过华洋义赈会，另辟了中西合作的道路。清政府则通过盛宣怀邀请在沪洋人开设‘华洋义赈会’(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说道他的起源，可追溯到‘丁戊奇荒’之际，西洋传教士救济山东之时，安徽方面则是从光绪十四十五年开始，但在当时，除了少数个别的地方官以外，皆对西洋人的对华救济活动持有不友好的态度。 直到宣统二年，中国官绅对待华洋义赈会（‘江皖义赈会’）的态度才开始有了转折。宣统二年五月，由于上海的金融危机，官赈与义赈的募捐频频碰壁，同时华洋义赈会又约定，西洋传教士在对华传教、救济过程中，如有不测亦绝不牵扯外交，就此安徽省当局及绅商积极地对华洋义赈会提出了各种支援请求。查华洋义赈会的牵头人可知，包括有驻沪安徽义赈公所成员等，正是他们与华洋义赈会取得联系，从而形成了两者之间的联动关系。 说到华洋义赈会，从来华洋人、洋人本国慈善团体到海外华侨，皆是通过这一个公会进行募捐，此会亦逐渐演变为中国救济事业的核心机构。宣统三年七月末，华洋义赈会的公事活动终落下帷幕，此后其人事亦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动，但清亡后到北京政府时期为止，它的救济活动却始终不断，在此期间，它又弥足了在这一政治混沌期，清朝、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等无法有效应对应灾情的漏洞。 淸末光宣年间，可谓是罕见的自然灾害爆發期，再者此时内忧外患，统治体制愈加迟缓，体制整备成为了当务之急，故灾害频发成为了妨碍体制整备的一大要素。为此，国家就必须动用大量财力，但此时的国家财政已病入膏肓，而且由于体质迟缓而引起的吏治腐败，阻碍了救荒行政的有效运用，国家救济职能亦愈加乏力。在此情况下，上海义赈绅商的活动有效地弥足了国家救济能力的不足，并由此拉开了近代民间救济活动的新乐章。 尽管说清末国家救济日益衰败，但这亦是因为有相比清初更高的灾害频率、灾害规模、救灾专业人士的不足、原先行政体制基础上展开的官赈，以及参与官赈的地方官及胥吏的腐政腐败等诸多原因所致。分析官义合办过程中所投入的救济经费可知，官赈绝对多于义赈，故财政问题固然亦很重要，但官赈作用有限的真正原因，却是救荒专业人士的匮乏及救灾过程中所产生的腐败问题，而这可通过官义合办把义赈绅商纳入其中来得到解决。如在1911年空前的灾害面前，不单是中国，连西洋势力（华洋义赈会）亦参与其中，并终于克服了灾情。清末所开展的官义合办、华洋义赈会等活动，并未因清亡而终结，直到民国时期它亦始终不断。十九世纪以来‘官义合办’与‘华洋义赈会’，民国时期以后也仍持续，故淸末合作救济方式就是以民国时期的救荒模式有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