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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探討1920年代 ‘科ㆍ玄’ 戰爭與 ‘救亡’ 意識的關係. “科玄論戰” 又稱 “科學與人生觀論”戰, 是中國現代史上不同哲學波別思想流派關於如何看待科學與人生觀的關係大論戰. 科玄論戰的兩主役是張君與丁文江. 1923年 2月, 張君勱發表一編‘人生觀’ 講演. 該講演把法國栢格森生命哲學和中國宋明理學調和在一起, 主張自由意志和內心修養, 宣稱 “人生觀問題之解決, 決非科學所能爲力”. 張君勱指出科學與人生觀不能分離, 科學可以支配和 統一人生觀. 地質學者丁文江面對張君勱提唱玄學, 與科學爲敵, 深恐有誤靑年學生, 遂本着爲捍衛眞理而戰之目的起而宣戰, 撰寫長文 “玄學與科學” 予批駁. 其後, 學術界和思想界的諸多名流紛紛參戰爭論, 形成了以張君勱爲首的玄學派和以丁文江爲首的科學派. 論戰的文章當年底就被編輯成冊, 以 科學與人生觀 和 人生觀之論戰 刊行.
論戰從張君勱淸華講演起, 到 1924年 8月 陳獨秀發表 ｢答張君勱及梁壬公｣ 止, 前後歷時一年多, 論戰的餘派却蕩至 1930年代. 參戰人數達20餘人, 多爲學者, 其中胡適, 吳稚暉唐鉞, 王星拱, 範壽康, 任叔永等爲丁文江吶喊, 科學派; 而梁啓超, 張東蓀, 林宰平, 屠孝實, 瞿菊農等則替張君勱助威, 玄學派. 到後期馬克思主義者陳獨秀, 瞿秋白, 鄧中夏相繼參戰.
科玄論戰的眞實內涵幷不是正在對科學的認識, 評價或科學方法的講求探討, 而主要仍在爭辨建立何種意識形態的觀念或信仰. 而這是一場信仰科學主義的因果律還是形而上學的自由意志爭論. 這種科玄論爭又是與選擇何種社會改造方案聯系在一起的. 科學的人生觀更符合當時變革中國社會的需要, 更符合向往未來, 追求進步的人們的要求. 處在個體運命與社會前途休戚攸關的危機時代, 傾向於信仰一種有規律可循, 有因果可尋從而可以具體指導自己行動的人生觀.
當時歷史的邏輯是 ‘救亡’, 是反抗侵略, 尋求國家富强, 社會解放. 而救亡課題是容易接受一種有客觀規律可尋的 ‘科學’ 解釋和指導的. 於是 ‘救亡’ 又壓倒了一切, 個體自由得謙遜地犧牲自己以從屬於集體, 國家富强畢竟更重要的事情. 科學派不能用科學的因果律來說明解釋各種人生觀之所由來和 ‘科學人生觀’ 之所依據. 於是主張爲救亡的 ‘社會的因果律’ 的唯物史觀派登場到來. 他門主張相信只有客觀的唯物原因可以變動社會, 可以解釋歷史, 可以支配人生觀, 這便是 ‘唯物的歷史觀’.
科玄論戰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它不是純粹學術問題的爭論, 也不能簡單地說成 “唯心主義陣營的一場混戰”. 可見, 盡管雙方在什麽是科學的因果律,內容, 材料等等問題上爭論不休, 其眞正的核心却在: 現時代的中國人(靑年一代)應該有什麽樣的人生觀才有助干國家富强社會穩定? 這場看來是科學的關係等純學術問題的論戰, 從根本上是兩種社會思想對立. 它具有着思想史意義.
論戰本身討論的問題是 “科學與人生觀”, 但由於干涉及到時代精神, 價値觀念, 理想追求, 道德標準和文化走向等問題, 使得它已超越了自身範圍的局限. 因此, 可以說, 科玄論戰在中國近代 思想史上具有承先啓後, 繼往開來的意義. 它是 “五四” 新文化運動的深入和發展, 是中西文化問題爭論的繼續, 又是1930年代中國社會性質論戰的前奏.
(Yeungnam University/hjeung@lycos.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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