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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了解13-14世纪蒙古的政治、军事支配下高丽王朝仍可保持国体的原因，着重探讨了两国通婚成立的背景与其实际意义，然后重新分析了忽必烈对日远征的高丽王朝的态度变化原因，以及在独立王朝设置的征东行省的构成与作用。因为姚燧在《高丽沈王诗序》中描写的高丽的权利并不属于驸马的。通过分析得出的结论，如下：按蒙古的传统与原则，高丽王室与大元皇室的通婚是原来难以实现的，可是高丽国王为了恢复王权而积极获得驸马地位，使高丽王朝能保持社稷。在传统世代，国王是国家的象征，且权力的核心。从这个意义上，严格说，高丽国王并不是牺牲国权而保持王权的，反而牺牲王权而能保存国权的。如果牺牲国权的话，很难保持王权。 在忽必烈的支持下，国王得以控制武臣而恢复王权，其过程中高丽王室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父子相传之法”。我认为通过通婚高丽要实现的王权的稳定或强化，就是公主所生子拥有继位优先权，又是现王或前王支持的候选人成为下位国王。可是，成为大汗的驸马之后，高丽仍受各种谋反嫌疑，因为当初高丽王根本没有能成为驸马的任何功勋。先归附、自愿投向方面，辽阳的洪氏家族比国王占优势。出于这个原因，1278年忠烈王向忽必烈表示对日远征的积极参与态度而约好“将来的功”后能得到国王丞相的地位。与帝国内地行省不同，征东行省是在高丽设立的一个特殊的机构，国王是唯一的宰执，并拥有高度的自治权。究其原因，是内地行省具有统郡县（民政）与镇边鄙（军政）的两个职能，可征东行省只有后者（即“一省之权”），前者由高丽政府负责（即“一国之命”），因为元朝根本么没有把握高丽的户口版籍。虽然，忽必烈死后，元朝基本上放弃了对日远征，可高丽不断强调其“威镇东方极边未附日本国边面勾当“而维持具有军事功能的征东行省。从这个意义上，征东行省并不能简单的当作元朝对高丽的控制、干涉手段。实际上，它是高丽仍可保持国体的一个有效的防护装置。要之，驸马与丞相是保护高丽王朝社稷的内外、双层的装置，前者更为坚固，因此反高丽势力（即反国王势力）不断提出立省。可以说，１３－１４世纪高丽在蒙古人所建立的世界体系中能保持着“万国独一”的局面，这是高丽王朝自己主动创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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