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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通过中国电影界的两次“七君子事件”, 讨论了中国电影文化政策的变化过程及其所含的文化意义｡ 中国电影文化政策经过第一次“七君子事件”和第二次“后七君子事件”, 其政策态度变为从压抑和犟化到缓和与协议的｡ 1994年在国际电影节上中国官方要求未经国家批准参加电影节的六代导演作品推出, 而电影节没接受, 并且开了关于中国电影制作环境的研讨会, 官方表示不快之感, 此后中国电影政策更为犟化｡ 到2003年又发生了第二次“七君子事件”(称为“后七君子事件”), 这次民官反应与前次不同｡ 官方为了中国文化的世界化､ 为了中国电影的发展与繁荣､ 为了当文化大国的中国, 与民间电影､ 第六代导演们积极进行了讨论会, 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并倾听了民间导演的声音, 也一定程度上考虑了等级制, 对过去未放映的电影给再检查的机会等等｡ 这些比90年代相比相当缓和的｡ 但是我们从这些民间和国家这些缓和与协议的过程中, 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一些限制性､ 管理性､ 控制性的国家意识形态, 也蕴含一些中国独立电影的抵抗性､ 批判性､ 脱国家性意识｡ “后七君子事件”之后电影文化政策比90年代更为具体化和细致化, 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种民和官之间互相要掌握文化领导权意识｡ 官方要吸引到民间的文化领导权为国家意识形态服务, 民间利用这些缓和的机会要掌握文化领导权, 要电影文化艺术在国家与资本, 在权力与市场上的自由和独立｡ 民官的文化领导权意识在这些两次“七君子事件”中不断流动着, 我们看到民官之间所形成的中国文化战略和文化领导权意识及其所含的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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