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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前的清朝末期, 中国的商帮通过开展持续的经济活动, 早在开放通商口岸之前就转变成了金融商人。山西商帮转变成山西票号就是典型的事例。同一时期很多宁波商人则通过开办钱庄逐渐成为上海钱庄的主导势力。本文以十九世纪中期传统商人(前近代商人)从事金融业的原因为研究起点, 对近代不同地区金融商人的发展过程所呈现出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本文的主要观点如下：第一、山西票号和宁波钱庄的发展与鸦片战争后的“银贵”现象向有密切联系。目前对山西票号或宁波钱庄的研究仅仅将其与十九世纪的商品流通相联系。而十九世纪中叶,“银贵”现象越发突出, 受此影响, 上海地区形成了 “豆归银本位体制”。“豆归银”成为稳定的通货单位以后, 通货量逐渐增加。早在十九世纪初诸如此类的经济活动就十分活跃。山西商帮转变成票号的过程和宁波商人逐渐经营钱庄并进军上海的过程都是此时传统商人向现代商人转变的重要体现。第二、虽然山西票号和宁波钱庄的形成背景比较相似, 但是两者的经营方式和发展模式却有很大的不同。山西商帮不是在山西这一地区寻求财富, 而是通过贸易加强了与外部的联系, 并以此创造了经济价值。但是他们的贸易范围主要涉及近代化进程相对较慢的俄罗斯和蒙古地区。随着与俄罗斯、蒙古的贸易量逐渐减少, 以山西商帮的贸易网络为根基发展起来的山西票号就出现了迅速衰退的局面。相反, 宁波商帮转变成钱庄之后进军上海, 以上海为根基, 迅速适应了通商口岸的变化。从秦润卿的事例中可以看出, 此时上海培养出了一批追求近代性经营方式胜过“传统”经营方式的钱业界代表人物。宁波商帮紧随时代的变化, 逐渐成为钱庄这一近代中国金融商人的主体。中国前近代“十大商帮”中的山西商帮和宁波商帮尤其以“笃守信用”著称。山西票号充分利用了山西商帮的贸易网络, 通过加强顾客源(政府、山西商帮)的管理, 在短期内形成了全国性的货币输送渠道, 同乡关系也是形成这一渠道的重要资源。宁波商帮则通过涉足钱庄, 逐渐在上海扩大了经营范围。除了同乡关系之外, 宁波钱庄对往来商人的信息也十分重视。钱庄的跑街就是负责获得信息的人物。其结果, 山西票号在1910年代面临货币输送渠道和顾客源倒闭的命运, 而宁波钱庄通过确保顾客源一直存续到194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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